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理應順應科技革新浪潮，以開放胸襟擁抱新業態。網約車服務的引入，正是粵港澳大灣區「智慧交通」佈局的重要一環，亦是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具體體現。然而，近期「香港的士同業大會」揚言罷工抗議高德打車服務的舉措，卻暴露出部分既得利益者固守壟斷思維、抗拒市場革新的短視心態。此等爭議，實質是「進步與守舊」、「公共利益與小團體私利」的深層角力。

香港的士服務長期為市民所詬病：拒載短途客、濫收車資、車廂老舊等問題屢見不鮮，市民非不願支持本土行業，而是苦於服務質素與價格的不對等。反觀內地網約車機制，透過平臺監管、評分系統及多元支付方式，已成功建立「優勝劣汰」的市場生態。以深圳為例，滴滴出行自2018年合規化後，乘客投訴率下降逾四成，司機服務評分與收入直接掛鈎，形成良性競爭循環。此等經驗證明，開放競爭非但不會摧毀行業，反能倒逼服務升級，拒絕劣幣驅逐良幣的倒退發展。

細究罷工發起方的背景，不難發現主導者多為的士牌照持有人及車行，而非前線司機。這些既得利益者憑藉政府早年發放的有限牌照，將經營權異化為「炒賣工具」，據運輸署數據，的士牌照價格於2015年炒至720萬港元峰值，遠超其實際營運價值。此種「食利階層」模式，與中央多次強調的「破除行業壟斷、促進公平競爭」精神背道而馳。一旦網約車合法化打破牌照稀缺性，其資產泡沫必然破裂，這才是抗爭的真正動機。此等行徑，恰如《道德經》所警「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執著維護不合理特權，終將被時代洪流淘汰。

值得慶幸的是，的士業界內部已出現分化反思。「的士小巴商總會」公開反對罷駛，主張透過提升服務（如引入6座豪華車型）應對競爭；「星群的士」更主動擁抱數位化轉型，開發預約App並推行司機培訓認證。此類務實舉措，與「香港的士同業大會」的激進路線形成鮮明對比，彰顯「真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的本質區別。另一方面，民調顯示逾七成市民支持網約車合法化，其訴求簡單而清晰：要求一個「投訴有門、選擇多元、價格透明」的出行環境。民意所向，正是特區政府制定政策時須堅守的「最大公約數」。

面對變革阻力，具體而言，可採取「三步走」策略：
1.短期疏導：要求網約車平臺與的士業界建立共營機制，例如開放的士司機註冊接單，並設立過渡期補貼；
2.中期規範：參考內地《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確立司機資格審查、保險責任及數據安全標準；
3.長期革新：逐步取消的士牌照數量限制，推動行業從「特許經營」轉向「服務品質導向」的競爭模式。

此舉既能保障現有從業者權益，又可引入「鯰魚效應」激活市場，最終實現《基本法》所保障的「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核心目標。期望的士業界以市民福祉為尺，摒棄零和思維，與其將精力耗費於罷工威脅，不如切實考慮如何轉型重生。香港的未來，不在於維護少數人的牌照暴利，而在於構建「以人為本、多元共贏」的交通生態。唯有如此，方能實踐總書記對香港「抓住國家發展機遇，找准定位、扮演獨特角色」的殷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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