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於「港版顏色革命」期間，發生過「理大圍城」事件，當時香港理工大學被黑暴佔據，一位自稱是義務急救員的男子，便曾帶備急救用品及對講機等物品到現場；至理大被警方圍封後，這名男子便試圖從封鎖線逃出，但卻被當場拘捕，並於事後被控兩項暴動罪，分別指稱他在理大內外參與暴動。3月15日，他於審訊後被裁定兩項暴動罪罪成，共被判入獄42個月；此外，他也因管有對講機，而被判罰款港幣2,500港元。

在黑暴禍港期間，香港各區天天發生暴亂，因而大大地影響了普羅港人的正常生活。大量青年人或為了追求所謂的西方標準下的民主、自由及人權之「崇高理想」，或受了外部勢力的「洗腦」，或基於「仇中恐共」的情緒，而淪為黑暴分子。部分暴徒為了逃避一旦被捕後的法律責任，便「深謀遠慮」地為自己度身訂造一個角色，去為自己將來打官司「鋪路」，企圖增加被檢控後的脫罪機會。

然而，當法庭考慮這類案件被告的罪責時，對於如此「掛羊頭，賣狗肉」的說法，又焉有不拆穿之理？ 以上述案件的主審法官陳廣池為例，他對該為被告的謊言，完全是「一眼看破」，陳官於判刑時一針見血地直指，被告並沒有責任去照顧示威者，卻受他人影響，以為所謂義務急救員有「免責金牌」，會得到執法機關的認同和放行，但這根本是自欺欺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違法，都要備受法律制裁。

所謂的義務急救員，決不會有絲毫特權，令其可以凌駕法律；明眼人一看，都可以心領神會到這類人士之所以出現在暴動現場，純粹是出於他們與出現於暴動現場的黑暴分子，是屬於同一團伙，他們彼此懷有的相同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社會，及實施他們的反政府圖謀。被定罪後的被告需要入獄及留有案底，但這個案底絕不會令其人生更精彩，拘捕及被判入獄令被告的醫護工作前途盡毁，正是被告本身咎由自取。

作者龔靜儀為香港執業大律師、粵港澳大灣區執業律師、華商律師事務所港澳律師執業中心副主任、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智庫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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