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iveroo撤出香港 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必然落幕】

近日，Deliveroo戶戶送宣布撤出香港。消息引發了各方討論，不少網民將其失敗歸咎於香港現時的經濟環境，然而，筆者認為深入剖析就會發現，這一觀點只是出於片面感覺，與有意造謠抹黑香港，實與事實不符，Deliveroo的敗走更多是自身經營不善以及激烈市場競爭的結果。

讓我們回顧Deliveroo在香港近10年的營運歷程，年年虧損幾乎已是常態。自2015年登陸香港以來，它曾在早期的外賣平台競爭中遙遙領先。根據Measurable AI的電子交易數據，2019年Deliveroo每月訂單收入的市場佔有率超過六成，可謂風光無雙。但自疫情開始成為了其命運的轉折點。疫情期間，香港市民因社交限制，外賣速遞需求暴增，外賣平台本應是最大獲益者，Foodpanda卻趁機追平甚至反超Deliveroo，此後Deliveroo的業務便持續走下坡路。

2023年，KeeTa進入香港市場，迅速掀起波瀾。去年5月Measurable AI發布的電子交易數據顯示，Foodpanda在訂單量和商品交易總額（GMV）上保持第一。截至2024年第一季，按訂單量計算，KeeTa在所有服務（外賣送遞、自取及生活百貨）的市場份額已增至32%，按GMV計算則為27%，而Deliveroo的市佔率卻幾乎沒有變化，維持在30%左右。

從母企實力上看，Deliveroo也難以與對手抗衡。2021年它成功在倫敦上市，但其母企市值折合僅約183.6億港元，與競爭對手Foodpanda的704.9億港元相比差距明顯，更不用說和KeeTa母企“美團”高達10,575億港元的市值相比，完全不在一個層級，這也導致其在資金投入、資源的投放和市場拓展上力不從心。

其實，筆者認為市民對於外賣平台的“進進出出”不必大驚小怪。Uber Eats在2016年進駐香港，5年後就宣布撤出，當時市佔率不足5%。Deliveroo自身在過去幾年也先後撤出多個市場，如2020年關閉台灣地區市場業務，其後又退出澳洲、德國等市場，最終撤離香港也符合其近年收縮的整體走勢。

疫情過後，社會生活逐步復常，市民對外賣需求下降也在情理之中。筆者留意到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表示，外賣在餐飲業整體佔比，已由疫情時的3成降至目前約1成2。全港餐飲業去年生意額約1,000億港元，其中外賣生意僅120至150億港元，Deliveroo佔25%的份額，只有20億不到30億元，可見其市場規模也正在縮小。

近其一位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指出，香港外賣平台市場在規模效益下，兩至三間已差不多達到飽和。要在香港市場生存，企業必須開拓市場，只依賴外賣業務是不夠的。香港地少人多，不像國內市場覆蓋範圍廣、可塑性大，外賣的市場潛力有限。

站在行業發展與企業生存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不失為一條可行的生存發展路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豐富的融資渠道以及廣泛的國際金融網絡。外賣平台企業可以借此優勢，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多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一方面，籌集的資金可用於升級自身技術，優化配送算法，提升配送效率，吸引更多用戶；另一方面，也能投入更多資源用於市場推廣，提升品牌知名度與影響力。

就市場拓展而言，內地市場對於外賣平台而言是一片廣闊天地。內地龐大的人口基數意味著海量的潛在用戶，且不同地區有著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和餐飲文化，這為外賣平台提供了豐富的業務拓展空間。通過與內地商家合作，引入香港及海外特色美食，滿足內地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飲食需求，同時將內地優質餐飲資源推薦給香港及國際用戶，實現雙向流通。

海外市場同樣蘊含巨大機遇。Deliveroo原本就有海外業務基礎，若能合理利用籌集的資金，深入調研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特點、消費習慣以及政策法規，針對性地制定市場策略，便能更好地打開海外市場新局面。例如，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外賣需求正迅速增長，這正是外賣平台布局的好時機。

以上種種分析，筆者認為Deliveroo的結業與香港經濟情況關係並不直接。在外賣市場競爭白热化的今天，外賣平台想要生存，強大的營運資金、出色的業務營運能力、對消費者喜好的了解以及成功的營銷策略缺一不可。同時，也應要充分利用好借助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積極拓展內地及海外市場，才是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實現長遠發展的生存之策。若固步自封，最終只能被市場淘汰，這是市場汰弱留強的必然結果，怨不得他人。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