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過往惡行纍纍 拒交資料是否心虛？】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不僅是一宗法律案件，更是一場關於信任、透明度與誠信的重大考驗。支聯會長年自詡為「民間團體」，但當政府依法要求其提供資料時，卻選擇抗拒，甚至訴諸法律手段以避免公開內部資訊。這樣的行為，是否意味著該組織背後隱藏著不願曝光的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為何要極力迴避？

多年收受外部勢力資助
根據過去的報導，支聯會長期與外部勢力勾結，並接受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資助。NED長期以來被指為美國政府的政治工具，專門資助全球各地的反政府組織，以達到美國的地緣政治目的。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定義，即一個團體如受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外國的指使、監督，甚至收受外國金錢上的資助，而該團體又在香港為提供金錢或監督、指使的組織而行事，該團體就是一個外國政治性組織在香港的代理人。支聯會多年來的行為，是否符合這一法律定義？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勾結外部勢力 呼籲制裁香港
除了接受外部資金，支聯會的多名要員更直接參與外國勢力策劃的活動。例如，支聯會時任主席李卓人在香港國安法實後曾透過視像方式出席美國國會的所謂「聽證會」，並在會上鼓吹美國政府「制裁」香港。他聲稱香港國安法「破壞法治」，並向美國政府「獻計」，建議如何對中國及香港施壓。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該場聽證會結束後不久，美國政府便迅速簽署了所謂的「香港自治法」，取消香港的特殊貿易待遇，並進一步限制敏感技術輸往香港。這樣的時間點，是否純屬巧合？支聯會在這一系列事件中的角色，又是否真的「純粹是表達意見」？

大肆煽動顛覆思想 高舉反政府口號
支聯會一直以所謂的「五大綱領」為旗幟，其中「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更是多年來該組織的核心訴求。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國家的根本制度，任何試圖推翻這一制度的行為，都可能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

支聯會不僅長期高舉這一口號，甚至與海外反華組織聯手推動所謂的「民主運動」，並在其網站與刊物中多次散播針對國家的負面言論。從歷年的「遊行」到違法「佔中」，支聯會的骨幹成員都積極參與，甚至被視為煽動群眾的重要推手。

拒交資料 是否涉及財務不清？
支聯會拒絕向警方提交資料，是否與其財務狀況有關？根據過往記錄，該組織多年來籌集大筆資金，但財務報告卻極度簡陋，缺乏透明度。例如，該組織在2018年通過決議，以800多萬港元購入一個商業單位，作為「辦公室」。但根據其財務報告，當年的總收入僅約474萬元，這筆資金究竟從何而來？

而2019年至2020年間，「支聯會」稱除了捐款收入近70萬元外，亦有近116萬元的活動收入和近12萬元的其他收入，但並無交代詳情，這不禁令人懷疑，支聯會的財務是否存在「混賬」問題？

RFA專訪野渡——曲線印證支聯會的真正立場
今日法庭作出判決，而筆者卻注意到另一場戲碼——由美國國際媒體署資助的私營新聞機構「自由亞洲電台（RFA）」迅速行動，第一時間聯繫鄒幸彤的未婚夫野渡進行專訪。作為西方輿論機器的一部分，RFA一如既往地為支聯會發聲，試圖塑造輿論氛圍，而野渡亦藉此機會發表言論，表示：「鄒幸彤為支聯會付出，而支聯會所代表的價值觀，確是幸彤所認同的……」

筆者不禁聯想到，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正是「結束一黨專政」。如今，野渡親口承認鄒幸彤認同支聯會的價值觀，換言之，這是否變相確認她亦認同「結束一黨專政」的主張？而根據法律，此口號正是「顛覆國家政權」的重要證據。野渡更形容裁決為「遲到的正義」，然而，事實上，此番言論不僅為支聯會的政治立場提供佐證，更透過其個人表態，曲線坐實了支聯會的真正政治意圖。

透明度是信任的基石
任何在香港運作的組織，都應該接受法治的規範，並對其行為負責。支聯會多年來的行為，無論是與外部勢力的關聯、鼓吹制裁香港，還是其財務狀況的不透明，都讓人對其真正目的產生深刻質疑：究竟它在迴避什麼？

一個真正透明、合法的組織，理應坦蕩蕩地公開自身運作，而非拒絕提交資料、抗拒法律要求。支聯會選擇以法律手段拖延、迴避，這是否反映出該組織內部確實存在問題？

法律的審視或許可以結束，但公眾的疑問不會因一次判決而煙消雲散。真正值得信賴的組織，從來不會害怕公眾檢視，而是會以行動證明自身的清白。支聯會的選擇，已經讓社會看清，它並非如其所言「站在正義一方」，而是一個長期接受外部資金、積極參與外部政治勢力運作的組織已矣。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