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些人一直借保育為名，大走法律罅，意圖阻撓香港各項重要工程。2009年，特區政府就港珠澳大橋興建諮詢初期，便有打著環保團體旗號人士危言聳聽地稱：「知唔知道起條大橋，東涌會死幾多人？」其後，東涌綜援戶、公民黨義工朱綺華突然在大橋上馬興建的時候申請法援，要求推翻大橋的環評報告。巧合的是，而主理有關官司的，又是反中亂港“名人”-公民黨的律師郭榮鏗等。朱婆婆在一審勝訴，令港珠澳大橋案及逾70項基層工程即時被叫停。不過，政府上訴並獲勝訴，但單計大橋的工程延誤已令香港損失公帑達88億元，而受其影響的其他工程所造成的公帑浪費更難以估計。公民黨雖多次稱並沒有教唆朱婆婆興訟，但朱婆婆在敗訴當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就爆出自己根本「無心搞」，只是「他們」叫她打官司。

近日有關新田科技城得到環保署有條件通過環評，一堆熟口熟面的所謂壓力團體又聯群結隊出來反對，還抬出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大旗，力數特區政府不是，甚至扣上造成港深矛盾的大帽子。生態保護的確是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但在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造成的擠壓也是無可避免，在必須要發展空間的情況下，補償和修復也是一種妥協的方式，所以環保處也是有條件地通過，並非沒有考慮到保育自然生態的必要性。根據國家對自然生態的分區，分別是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自然公園，其中對國家公園的保護強度和保護等級為最高。香港濕地公園本身就是為香港發展天水圍都市失去的濕地面積而作出的補償性修復，新田科技城也同樣會有類似的安排，而且規劃區域是屬於濕地緩衝地帶，並非米埔濕地的核心，政府已經解釋過將會有相關的措施，但這些環保組織就是刻意將影響放大，再利用一眾反華傳媒炒作事件，目的無非是製造話題，阻擾香港經濟發展。

查實國家在維護生態保育時也會採取修復的方式，例如青藏鐵路便是穿越生態極爲脆弱的地帶，但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後，也沒有爲此而放棄。香港是個地少人多的都會城市，但仍保留了大片的綠地面積，廣闊的郊野公園，山嶺水庫，佔比達66%，遠超倫敦的38%及新加坡的8%，反映香港目前的綠地比例明顯高於同類城市。所以當我們每次從深圳看過來羅湖河彼岸的新界，綠油油一片山頭野嶺，和深圳密密麻麻的現代城市建築相比，可謂奇景！作爲一般市民，我們當然支持生態保育的政策，但凡事皆有取捨，香港市區的擠迫程度，世界聞名，籠屋劏房已經成爲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傷疤，但卻因有人打著保育自然生態爲名，逼令特區政府有地不用，到底是什麽居心？有效利用綠地面積並不是隨意開發高檔住宅共小部分富人享用，而是為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創造空間，需知道保育工作也是無財不成，當香港已經出現系統性財政赤字，還在糾纏於邊陲綠地的價值，到香港庫房囊中羞澀時，香港人連有尊嚴的生活空間都沒有，那來的經濟資源去維護自然生態？

從香港回歸以來，一些所謂環保團體，名義上為環保，實質上是政治操作，我們不難發覺，反對新田科技城的聲音，多出自境外反華媒體，如大紀元之流，背後是否有政治因素？。Patrick Moore曾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執行長，也是該組織創始成員之一，曾明言環保運動不總是由科學指引，往往被政治激進分子或企業家控制，為了政治目的而拋棄了科學客觀性。綠色和平已經演化成為一個極端主義和受政治目的驅使的組織，因“害怕實施其政治目的”而進行運動。Moore告訴Wired Magazine（《連線》雜誌）說，可持續發展這一術語對綠色和平來說就是“矛盾語”，在保護環境運動中常常伴隨著被他稱為“危害”社會的“反科學目的”。

（文章是作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