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龍小隊」案件已近尾聲，現進入法官引導陪審團的階段。回顧2019年12月8日大遊行前夕，香港警方在多個地點搜查到手槍、子彈等武器，並拘捕了包括6男1女在內的核心成員。根據調查，「屠龍小隊」成員計劃於當日遊行中，以炸彈及槍手埋伏警方；他們計劃先將小型炸彈引爆以驅使警察後退，繼而在混亂中再引爆大炸彈，造成大量人命傷亡。

警方的調查過程揭發了小炸彈內含兩公斤的炸藥，威力可擴散至半徑百米；而大炸彈的威力更是驚人，八公斤的炸藥威力達半徑四百米，且隱藏著鐵釘，若真引爆，後果不堪設想，幸警方及時介入，阻止了潛在的災難。

近年，香港頻繁揭發與炸彈案件相關的事件，令社會各界倍感不安。例如在2019年，警方在荃灣拘捕了前香港民族陣綫成員盧溢燊，他被控惡意管有三過氧化三丙酮（TATP），這種化合物不同於TNT需要引爆，TATP因其高度不穩定性而具有自爆的特性，甚至連人體產生的靜電都有可能引發爆炸，對公眾安全形成更大的威脅。法庭最終以18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同年年底，三名男子計劃製作遙控炸彈，意圖放置於示威路障或拋入警署引爆。最終在屯門進行試爆時失敗，被警方當場拘捕。今年6月，案件由陪審團以6比1大比數裁定罪成，被告須還押等待判刑。

2021年，組織「光城者」被指策劃在法院等放置炸彈，組織成員經過法庭審理已被判刑，其中張昊揚作為年長的大學生，卻選擇協助執行這一計劃，甚至負責招募參與者。這令我們深感失望與憤怒。作為成年人，理應擁有更成熟的思維和判斷力，其卻未能以身作則，反而煽動未成年的被告們走上激進的道路，不僅損害了自身及他人的前途，更對社會穩定造成了影響。

「屠龍小隊」案件的陰霾，尚未由於他們被捕受審而散去，極端思想仍然侵蝕年輕人的心靈。於今年7月，警方在觀塘專業教育學院（IVE）校園後山發現大量懷疑的爆炸品化學原料和武器，隨即拘捕四名男生，其中兩名少年面臨五項嚴重控罪。包括製造爆炸品罪及無牌管有槍械罪等，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大警號。

筆者衷心希望，在未來日子，年輕人均能從以上案件中吸取教訓，拒絕暴力。成為真正的社會建設者；而非破壞者。

而外國對於策劃炸彈襲擊的行為，法律制裁愈顯嚴厲，以美國為例，在1978年至1995年間，哈佛教授卡欽斯基策劃了至少16宗炸彈襲擊，造成3人死亡和20多人受傷。被稱為「大學航空炸彈客」。他被美國當局追捕近20年終在1996年落網。法院判他四次終身監禁，無假釋可能。

同樣地，在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中，兇手喬卡·沙尼耶夫與其兄弟共同引爆炸彈，導致3名觀眾和1名警察喪生，超過260人受傷。沙尼耶夫於2015年被判死刑，並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維持了該刑罰。

此外，在2020年，喬治亞州的塔赫卜被控計劃利用反坦克火箭襲擊白宮，企圖造成最大破壞以成為「烈士」。雖然該計劃未能實現，他仍被法庭判處15年監禁。

這些案件反映了美國對類似暴力行為的零容忍立場，及對任何恐怖意圖的嚴厲回應。若參照此美國標準，香港的法庭應該考慮對炸彈襲擊的罪犯實施重判，不論該項襲擊是否已經真正付諸實行，因這不僅是維護社會安全的必要措施，更是對社會負責的表現。事實上，只有通過嚴厲的法律制裁，才能有效威懾潛在的罪犯，確保社會的安寧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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